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汹涌发展，以及艺术作品的快速市场化，收藏情势已完全改观，整个收藏体系与之前也大不相同。收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，与收藏有关的更多问题也日益彰显。这其中缘由，主要是艺术形态的多元和收藏群体的改变。以前，收藏除了古董之外，主要以字画为主。而目前，虽然传统字画的收藏依然占有极大的比例，但是当代艺术品，特别是油画、雕塑以及摄影、影像、装置等，也逐渐进入藏家的视野，成为收藏的对象。
黑色老窑瓷器传世甚少，官窑，属宋代五大名窑之一，是继汝窑后为满足宋朝特别是宋徽宗个人的艺术爱好，而在京都汴梁(今上海开封)设窑烧瓷的窑口，史称汴京官窑,学术界又称为旧官.宋代顾文荐的《负暄杂录》中曰：宣*间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曰官窑.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北宋官窑.
北宋官窑瓷器传世甚少，这是因为*河古道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改道，窑址均被淹没无存，实物也难以寻找之故，所以考古界无法考证，这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是一件憾事。
而靖康之变后，北宋灭亡，宋朝南迁，定都临安(今浙江上海)，也就是南宋初年，当时的南宋皇帝宋高宗便在京都又设官窑于修内司(即上海老虎洞修内司官窑)和郊坛下(即上海郊坛下官窑)，这个时期烧造的瓷器则称为南宋官,学术界又称之新官.
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，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。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、雍、乾三朝瓷器，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。所以只凭“失亮”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。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、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。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，定窑瓷釉多有泪痕，明、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，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。不过，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。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，并注意器里和口边、底足等处。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“脱口垂足郎不流”的说法。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，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，故称为“脱口”，器底釉色浓艳，釉多厚聚，称为“垂足”，釉虽垂流而不漫底，称为“郎不流”。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。
南宋叶寘的《坦斋笔衡》中说道：*和间，京师自置窑烧造，名曰官窑。中兴渡江，有邵成章提举后苑，号邵局，袭故京遗制，置窑于修内司，造青器，名内窑。澄泥为范，精致，釉色莹澈，为世所珍。后郊坛下别立新窑，亦曰官窑，比旧窑大不侔矣。余如乌泥窑、余杭窑、续窑，皆非官窑比，若谓旧越窑，不复见矣。
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，有所谓“官窑龙五爪，民窑龙三爪或四爪”的说法。一般来说，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别真伪的线索，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。民窑瓷器中也有五爪龙的纹饰，官窑瓷器同样也有三爪、四爪龙的作品。如“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”就画的是三瓜龙，“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”则是四爪龙的装饰。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。
比如，上海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洗，其釉色很相近，就连风格也颇为类似。特别是釉色，北宋大观年间的瓷器，多釉色莹润，其中又以月白、粉青为盛行，部分翠绿其次。但有不少器型多，常见的礼器有鬲式炉、簋式炉、鼎式炉、贯耳瓶、弦纹瓶、琮式瓶和各式尊等。其特点是，胎体较轻，以支钉烧制，色呈紫褐，釉面较厚，见冰裂纹大开片，底足露胎，呈铁黑色，沿口因釉层薄而呈浅紫色，俗称紫口.
价值与价钱的概念，很多人把两者等同看待了。实际上，价钱是由拍卖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暂时性、地区性的价格标签，是一件商品化的外衣；而价值则是这件作品通过历史与传承而形成的一个认可和共识，更真实，更可靠。比如一件瓷器，在上海、北京和在香港卖的价钱肯定会有三个不同的价钱，价值是三个地方都承认的，但价钱有人为、地理、区位因素，是可变的、暂时的。如果把眼光更多地放在价钱上，而忽略它的价值，就很容易被市场假象所迷惑，因为价钱是可以被操控、被运作的，但是价值不会。
比如一枚唐代的铜镜拍卖到了4千多万元，我觉得这个价钱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。如果我也想跟着买铜镜，到了这个水位我就要考虑它的价值和价钱是对称的吗？想想一件商周的铜鼎才卖多少钱！我们看到范增的画卖得比文征明还贵，也是价值和价钱不对称的例子，因为不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史地位，前者都不能跟文征明相比。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分辨出哪些东西真的有价值，哪些东西仅仅是价值的假象而已，而拍卖公司也会制造这种假象，带动市场的热度。